“从2011年到2020年，我国农业气象灾害度过了相对较轻的十年，此后十年，可能进入相对较重的阶段，再加上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繁，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对灾害的预防，可能要面对与以前不同的局面。”8月3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农业气象灾害防控团队首席专家刘布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农业气象灾害防控团队首席专家刘布春。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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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降水超规模但仍然符合基本规律

新京报：此次强降水许多人一生未见，这是一次异常的极端天气表现吗？

刘布春：从降水时间节点上看，此次强降水符合北方地区“七下八上”的历史规律，也就是每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北方地区降水较多的时节。但同时，本次降水过程的强度又是超乎以往，不论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暴雨，还是1996年的暴雨、2012年的暴雨、2016年的暴雨，都不如这一次强度大，确实是历史罕见，确实可以看做是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气候现象频发、重发的表现之一。

新京报：是否可以认为，这样的极端天气，会使得防灾减灾的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刘布春：据我们对1981年到2020年四十年间的气候研究，2011年到2020年十年间，气象灾害相对较轻。而气候存在年代际的周期性变化，2020年后的十年，有可能就进入相对较重的阶段。同时受到全球气候变化趋势的影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频频出现，比如2020年秋季三个台风登陆东北，2021年夏季河南暴雨及秋季华北五省的秋涝，2022年南方持续高温干旱，今年夏季河南的大雨及这一次京津冀强降水过程，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可以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乡村的防灾减灾能力比城市更弱

新京报：和城市相比，乡村尤其是山村，防灾减灾的能力是否更弱？

刘布春：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应急准备，还是预防的观念、防范的知识普及，城市在面对自然灾害时，防御能力会更强。这其中有发展水平的因素，也有经济能力、观念上的因素。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城镇化的进程，使得许多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这可能会进一步使得乡村的防灾减灾能力变弱。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超常规的自然灾害，可能很难通过提升防御等级的方式去应对，是否如此？

刘布春：会不会有下一次？下一次什么时候来？这可能是许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加强防灾减灾能力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一般来说，灾害的重现期，和灾害的重大程度相关，重大自然灾害重现期也会更长，这不仅仅是一个概率问题。同样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进入重大灾害的频发期。所以，是不是要通过提升预防等级的方式，提高应对能力，这不是一个简单判断就能得到结论的事情，需要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系统性的精心设计，针对不同等级的自然灾害，设计出不同的预案，做出不同的准备。

恢复和重建是一个巨大工程

新京报：此次强降水使得许多乡村和山村受灾严重，你认为应该如何加强这些地方的抗灾能力？

刘布春：这一次强降水中，山区、乡村地区、城市其实都有受灾的现象，但抗灾能力相对较弱的地方，受损也更大。这也使得我们必须思考，一些本身处在高风险区域的居民点，是否可以通过迁移的方式，避开险情高发的区域，当然这其中也需要各方面的权衡，比如有的山村可能就几户几十户人家，完全可以迁移出来，不但可以避险，还能够降低社会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成本。

新京报：你认为在恢复和重建过程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哪些事是必须先做的？

刘布春：灾后恢复和重建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首先要摸清损失，哪些可以恢复，哪些需要优先保障，哪些可以视作风险自留的地区，比如蓄滞洪区，本身就担负了重大灾害中减轻总体损失的功能。其次要加强灾害发生发展的监测和预警，在重大灾害发生前，把人员转移出来，关于财产的损失，则通过相关的补助、保险、补贴等方式加以补偿，帮助人们在灾后进行恢复和重建。在摸清底数的情况下，及时完善制定和推动恢复重建计划，同时，资金也要到位，比如财政支持，保险金融支持。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军